黎元洪自张振武案后,已经身不由己,非跟袁走不可了。二次革命时,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知道黎爱戴高帽子,曾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国民党决裂后,又亲书“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个字,制成宽五寸、长四尺八寸的长匾,派专使送到武昌来,挂在都督府门外,黎乃对袁由怀疑心理而变为心悦诚服的心理。迭次通电,如:“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还有最肉麻的是:“请叙袁克定赞助共和功”一电,这是一通拍马屁的电报,想不到竟碰了一鼻子灰。袁复以:“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援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玄破秦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待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
黎虽然对袁死心塌地归顺,可是袁却不放心把这位“民国柱石”摆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位子来交换湖北都督职位。二次革命时,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一忽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忽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绕着圈子要把黎调出湖北来。
袁为什么对于像黎这样一面倒的人还要下毒手呢?理由很简单,黎不是北洋嫡系,又是一个已有群众基础和人望的社会偶像。他是湖北人,又在湖北带兵,武昌首义又是他为领导人,在湖北已有相当雄厚的力量,像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奴颜婢膝,袁也不会对之信任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把黎从湖北都督的位子赶下来。而黎元洪呢?他虽是一个出名的好好先生,可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上却非常精明,他也用千方百计来应付袁,总之是死皮赖脸,决不肯离开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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