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写这封信时已经被判了极刑，现在呈请将极刑改为其他刑罚。

我的名字您大概知道。我作为一名作家，失掉了写作的可能，这无异于判了死刑。事态已发展到了令我无法继续写作的地步。我不得不在年甚一年的受迫害的气氛下写作，任何创作都无从谈起。

我绝非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的蒙辱者。我知道，在革命后最初的三四年，我写的作品里确有一些东西可能授人以柄，招致攻击。我知道，我有一个让人感到很不受用的习惯：不说合乎时宜的话，只说自认有道理的话。特别是，我从不掩饰我对文学上奴颜媚骨、曲意逢迎、乔装打扮所持的态度。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样做既玷辱作家，也玷辱革命。我当初在一篇文章（《艺术之家》杂志1920年第1期）中，以一种激烈的、令许多人难堪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恰恰是这一行为招致了报刊对我群起而攻之。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种口诛笔伐尽管说辞不同，却从未停息过，终于发展到了我认为是盲目狂热的地步：一如从前基督徒为了更便于体现种种罪恶而造出了魔鬼，如今批评界把我打造成了苏维埃文学的魔鬼。唾弃魔鬼被当作善举，于是人人都各显神通，朝它吐唾沫。我每发表一篇作品，人们都必定要从中寻找魔鬼的阴谋。为了能够找到这种阴谋，人们甚至厚着脸皮称我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例如，我有一篇童话（《上帝》）登在《年鉴》杂志上——那还是1916年的事，有那么一位批评家竟然自作聪明地从中发现了“抓住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这件事对革命进行嘲讽”；在我的一篇写于1920年的短篇小说（《埃拉兹姆修士》）中，另一位批评家（马什比茨——韦罗夫）却洞察出“拿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变得聪明了的领袖们当笑料”。我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其内容如何，只要署了我的名字，就足以宣布它是有罪的。前不久，今年3月份，列宁格勒州图书出版检查局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使我对这一点不再存有任何怀疑了。我为“学院”出版社审校了谢里丹的喜剧《造谣学校》，并撰写了一篇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的文章。这篇文章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恶意中伤的话，可是图书出版检查局不仅禁止发表这篇文章，还禁止出版社说明这部喜剧的译文是由我审校的。只是在我上诉到莫斯科之后，图书出版检查总局显然打了招呼说总不该如此天真、露骨地行事，这才允许刊印我那篇文章，甚至还允许署上我那罪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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