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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