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3至1956年在培青中学读初中的3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尚未进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至少未进入班级。标志之一是凡学生干部如班长、少先队大中小队长都是大家选举产生；标志之二是直到初三之前没有政治课；标志之三是不问学生的家庭出身，如我的好朋友张岸年，父亲因为当过旧政府的县长而被关进了大牢，但他本人未受到任何歧视，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免去学费拿到助学金。到高中就不对了，他老是要从家庭出身中挖阶级烙印。

班上同学除了一些只管读书的“好学生”之外，有两个圈子。一个圈子是一批爱好踢球的同学，他们常常在放学之后到横浜河边的校外操场（后来建造了区工人俱乐部）踢球，还和其他班级进行比赛，有时别的学校初中球队也会来比赛。当然我们没有赛球资格的人会自发地去观战助威，一时之间班级之中涌现出来几个“球星”：门将范义敏、中锋吕康德，等等，有一回我们这个年级联队踢败了高中一支强队，在学校引起了轰动，班级黑板报专门作了详细报道，让那些不服气的高中生觉得很没有面子。这些活动都是自发的，纯属同学们的兴趣爱好，也没有人打算当足球专业运动员，无任何功利目的，所以和学校、体育老师都毫无关系。除非是开校运动会，班主任会关心哪些人会代表班级参加，平时的各种课外活动一概放任自流。哪里像现在中学生这样苦，从早晨被管到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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