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往事，我认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极坏的影响。社论号召要“横扫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邓拓吴晗这些头面人物，还要抓无数老百姓“陪绑”。社论还第一次提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这就为今后摧毁中国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开了绿灯。

学校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每周来校两天读读报写写大字报，但我们学校学生都是企业职工，许多人对写教师大字报兴趣不大，有的人宁可在厂里上班不来学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和普通学校很不同：他们那里主要是学生斗老师，我们这里是教工之间“窝里斗”。

“文革”开始的几个月，运动完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党支部。我所在基础课教研室位于九江路41号总校，所以我们的“运动场”必须在总校。同在总校一道“革命”的还有学校行政一摊和人数众多的机械教研室一摊。此时的总校布满了吊大字报的铅丝，铅丝上墙上全是大字报。大字报的毛笔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颜体、有柳体——想不到学校内有这么多书法行家啊。（后来了解，毛笔字好的人专门为别人代书）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从工农速中保送进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是个背驼身矮的残疾人，为人极其刚正不阿（在领导眼里是桀骜不驯）。后来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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