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68年夏天被学校革委会“抓”去“隔离审查”的，理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出言不逊。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在教室内用三夹板拦成若干小间，一个人关一间，可“享用”一张草席、一个课桌和一只凳子。白天坐在凳子上伏桌写交代，晚上把卷起的草席打开睡觉，小间也就草席大小。看守人员常常在教室巡视，主要是防止我们讲话。因为虽说“隔离”，只有一板之隔的我们仍可以交谈，但只要一听到声音，看守便厉声训斥，甚至会打人，所以教室白天安静得像坟地。

其实，所谓看守都是学校同事，有教师有职工，有几个还是熟人。不过他们此时表现出和我素不相识的样子，一个个革命义愤溢于言表。管理看守的领导是工人学员，他们平时在办公室，没有大事见不到。

我的右邻是老梅，他很自觉，即使看守不在也不吭一声；左邻是老陈，他和我经常轻轻嘀咕，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有回老陈妻子来送衣物，当然是不能见老陈的，衣物就由看守交给了老陈。然而老陈认为他仿佛听见了老婆的声音，伤感了半天之后从板缝里塞了一张字条给我，字条上是一首他写的词“摸鱼儿”，对妻子的思念和愧疚尽在词中——老陈婚后几年和老婆没少吵架拌嘴。我告诉老陈，想不到他作为一个机械工程教师有如此高明的古典诗词造诣。于是我们的悄悄话愈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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