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进修期间，辜鸿铭认识了一位对《易经》十分推崇的老教授。老教授认为《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他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根据《易经》写出来的，黑氏却将之据为己有，说是自己首创，并批评《易经》的理论一文不值。老教授以不懂中文、不能通读《易经》为生平憾事，让辜回国后一定好好研习《易经》。辜鸿铭从此对《易经》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晚年自称“汉滨读易者”和“读易老人”。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马来亚，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当时他西服革履，短发油光可鉴，俨然一洋派博士。两年后，他遇到维新派人物马建忠。辜自述，与马“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他马上辞职回到槟榔屿，对辜家的家长、堂兄表示，愿意留发结辫，脱下洋服，着中国传统服饰。

在遇到马建忠之前，辜鸿铭读过的唯一中国文学作品，仅为翟里斯翻译的《聊斋志异》。马告诉他《聊斋》只是当朝一个落第秀才的笔记小说，算不上中国杰出的文学，劝他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与马一席长谈，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限神往，开始“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

通过研读传统文化，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欧美主强权，骛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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