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善中（博士扬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19世纪下半叶，哥老会在长江流域滋生蔓延并迅速崛起，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势力和影响的秘密结社，并最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这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特别是与长江流域的政治变化、经济改组等方面息息相关。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收集相关资料，对该问题略作论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破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脱离了世世代代附丽着土地的破产农民以及一些传统手工业者。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生产原料的基地，尤其是前者商品输出占主要地位。虽然中国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城乡手工业，曾经对外国的商品输出进行过极顽强的抵抗，但终究至多只是迟滞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进程，而不可能阻止这种侵入。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约的签订，又使外国资本主义迅速把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侵入内地，特别是富饶的长江流域。1858年的《天津条约》、1960年的《北京条约》规定长江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个口岸；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又规定开放宜昌、芜湖。规定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虽术辟为通商口岸，却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而重庆则“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由于这些已开辟或暂未开辟但允许外轮停泊的口岸，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长江腹地建立了侵略基地。另外，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控制和把持的中国海关，关税协定范围扩大，税率降低，有关“子口税”的规定使外国商品避免了内地重重税厘的征收，这极有利于外国商品向内地的行销。在1870年至1894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净进口总值由4000万海关两上升到12900万海关两。25年中，进口增加了2.22倍。商品输出在地域上也有显著的变化——进口洋货不再只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倾销，而是在华北以天津为基地，华南以广州为基地，华中以上海、汉口为基地，向内地呈扇形推进，而以华中一路沿长江向上游四川腹地的伸张，最为明显。特别是长江中游的汉口，自从1860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迅速成为外国商品向长江中上游以及内地行销的一个集散中心。四川、陕西、湖南进口的外国商品，也直接由汉口运来而转输这些省份。湖南湘潭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就是汉口转运洋货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这些被转运的洋货，尽管绝大多数由中国商人经营，但仍被作为外国人所拥有的货物，使用子口税单。这个时候，汉口有许多洋行以出卖子口税单为业，专门出售税单的洋行就有6家。汉口上游的宜昌，在1878—1880年3年之间，用子口税单运往内地的货物，增加了66倍。再如安徽省芜湖在1877年正式开埠时，洋货进口货值（净进口）89万海关两，到1899年增为700万海关两，增加了7.79倍。浙江、江苏等省的进口货物情况亦复如是。在浙江，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宁波、温州两个口岸，对浙江各地倾销商品，1877年这两个港口洋货净进口约620万海关两，到1894年达760万海关两。这一时期，输入的洋货主要是鸦片、棉纱和洋布。鸦片的输入，使白银外流、银贵钱贱；而棉纱、棉布的大量倾销，又使得广大城乡家庭手工业迅速解体。在宁波—带，“光绪十年（1884）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耕夫村妇，周体洋货”；19世纪末，安徽长江两岸一带农村“乡人衣着，大半仰给于洋纱布”，霍山“名家机布，今已无传”；1883年，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每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个商店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的棉线”，松江府其他厅县也是“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大量的洋纱、洋布源源不断地涌进长江流域的广大农村，使这些地区的农业和手工纺织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趋于分解和破坏，成千上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失业或半失业的流民或游民。19世纪末，就有人指出：“中国开埠通商垂六十年，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极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廿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失业无依者，犹如恒河之沙。”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13页）估计，1840—1894年，农村纺织户人口减少达683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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