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高明的校对，不止于校出错字，还能校出作者错漏、谬误的地方。乾嘉学派，做的就是这种“校对”工夫。不过他们主要是考勘古籍的谬误，对像是古人不是今人而已。在古代，校对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例如《明史》的首席校对陈大受，不但是有学问的“经筵讲官”，且是现任的吏部右侍郎，吏部掌“铨叙”之政，其地位约略相当于今日的内政部副部长。历朝修史的校对，在完成任务后，也大都得到升级加薪（官俸）。

《大公报》退休老校对程鹤筹去世时，我曾替报馆撰一挽联云：

校勘校雠，卅载辛勤悲化鹤；

对人对事，一生正直失添筹。

联中嵌入程君的名字和职位。谈不上好，但却是写实之作。程君为人笃实，淡泊自持，同事都是很敬重他的。

“校勘”、“校雠”都是校对工作的别称。“校勘”者，同一书籍，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与原文相互校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订正错误也。这样的校对工作，已经是有“审阅”的味道，不限于逐字校对原稿了。校对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胜任的。“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的工作方法，现在也还是常用到的。一个人读原稿，一个人改订出来的“小样”，就是校雠方法。这种方法必须聚精会神，手眼耳并用，否则稍一疏神，听错读音，便会出错。校对工作的辛劳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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