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就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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