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大陆稍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送到“干校”去受磨练，但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少，不知是否余悸犹存，仍有顾忌之故。杨绛的《干校六记》可说是写这方面题材的好文章。难得的是她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却写得不温不火，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她写的似乎都是小事，但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天空，“文革”的祸患，已是在她细致的笔触下浮现。

例如她记她的女婿得一在“文革”期间被逼自杀一事，得一在她的笔下是这样“出场”的：钱钟书是下放干校的“先遣队”，下放那天，杨绛和女儿阿圆，为女婿得一送行。“候车室里，闹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了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但这样一个乐于助人、和善忠厚的青年却被迫自杀了，为的是不肯捏造“造反派”要他交出的“五·一六名单”。她记得一末了一次离开她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就这样，“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没加评论，甚至没发一句牢骚，已是令读者和她同样感到悲愤。前文所谓“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云云，也都变成了对“文革”期间“风尚”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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