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联合报》登了一则新闻，是台北县新店警察分局碧潭派出所有位王姓警员，制服上佩挂的警星特别耀眼，敢情他是标了两万块钱一个会，除了正当用途外，把剩余会款，打了两枚金质警星佩挂起来，既可防盗又可储蓄。从这一则新闻笔者想起第一次当公务员的一桩丑事。

民国十二三年北洋政府时期，我在学校尚未卒业，暑假期间找出先伯祖文贞公所绘西北舆地志，研究新疆库鲁克山跟天山南北湖泊山脉分布情形。忽然太年伯李木斋（盛铎）来到舍下，他跟先伯祖文贞公庚辰科会试同年，看我研究舆地之学，他非常高兴，愣拉我去看他的学生、经界局局长谢筱石先生，让我到局里历练历练，同时局里疆界舆图跟帝俄有极为详细分疆划土的记载。经界局是个冷衙门，上下班又不签到，我有空就到局里资料室看书绘图，对于了解边疆强邻接壤情形，倒也增益不少。局里发给我一枚徽章，色有七种，大概有不少人戴过，上面烧蓝褪色，线条模糊，旧得难看。我本来就不爱挂徽章，这枚徽章便被藏在皮夹里面，只有到局里图书资料室借书，才拿出来给管理人员看看。

有一天我随侍先慈到前门外廊房头条宝恒祥珠宝店镶手饰。掌柜的朱垄平素最喜欢跟我聊天，聊来聊去就聊到上衙门挂不挂徽章的问题上了。他说：“余叔岩在‘总统府’总务处郭宝昌处长那里办事，有一年公府传差，在中南海怀仁堂唱堂会戏，所有前后台安排布置，自然就落在叔岩身上了。他也是向不挂徽章的，在总务处进出，从来没人拦过，可是怀仁堂门岗卫兵不认识他，双方发生冲突，气得他几天没上衙门，这场大堂会戏，几乎要回戏。幸亏督察处的雷震春把卫兵熊了一顿，对余叔岩安抚了一番，才把事情给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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