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曾忆及，其师李叔同对他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按十分之四付给严复版税，为中国所仅有。严复于是能专力著述。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林纾为最后一位桐城派，他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请辜鸿铭任翻译。辜临去时说了一句名言：“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霸霸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被当成英国谚语收入了英国《大不列颠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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