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戍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回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894年6月,孙中山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为“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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