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为海外的专栏写文章，曾就时事写了一篇“好在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这位可敬的中国老人进行了极严苛的批评。许多人对我不满，说我太过分了，甚至对我反唇相讥，听说还有提起我的名字就跳脚大骂的人。我本非热闹中人，贸然评论起一个公共人物的言论来，实在非一篇文章能够周全，它需要漫长的铺垫。当时的我却情不能已，不得不发。因为它既涉及认知，也涉及立场。茅老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把自己置于难堪之中，我只能对此表示不满和遗憾。这件事让我再次反思我国的圣贤君子人格，它跟现代公民人格有什么差别。在以前的一篇“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茅于轼”文章里，我称赞过茅老的人格。我的称赞和批评都没能把这种差别点明。听说吴敬琏先生都很关注我对茅老的批评，这让我更觉得自己确实孟浪，所谓的特立独行之评实在有点孩子气。

承天则的张曙光、茅于轼、盛洪诸先生的宽宏盛意，我应邀为天则的双周论坛做了一次主讲。题目是“类人孩：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假说”，我本木讷口拙之人，参加论坛的人却给了我善意的体谅。意见建议至今记得。因为我以为文明的发展是要使人类告别类人孩阶段，故对类人孩的无权状态和心智蒙昧多有阐发，盛洪说类人孩不一定是坏的，中国古人有“圣人如婴”的观念，他说我需要打通这一环节才好。黎鸣先生则鼓励我写一本书。茅于轼先生则问我的“革命”观念是什么意思，我明白他想告诫我的是革命之不可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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