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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