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了之后，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了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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