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与金瑞见面是在十五年以后，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他带着老婆孩子从陕北办“病退”回到了北京，没处安身，一家三口就挤在我们家后院那间有名的风雨飘摇的九平方米的小堆房里。为金瑞的调回，我费了不少周折，求助老同学。开了个北京单位假接收的证明，才把这位懒散的农民从西北请回了京师。

由陕西回来的金瑞除了两床破被褥以外，锅碗瓢勺一样没有，就连从宜长到北京的路费也是跟队里借的，说好了用秋天三亩坡地的包谷偿还。金瑞在后段家河那三亩坡地究竟能打多少包谷全是个虚数，谁都知道是不能认真的，村人想，贴点儿就贴点儿吧，金瑞怎么也是在后段家河待了快二十年了，一个北京娃儿，在乡下受了二十年苦，不容易，就是苏武牧羊，也没有二十年……

回到北京的金瑞再也不提他与金家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了。我发现这些年他也学了些察言观色的本事，将随身由陕北带来的十五斤糜子面，顺水推舟地拎到我母亲屋里，说是特地从乡下带来的新鲜，是孝敬太太的。那时我母亲已经沉疴在床，吃不成糜子面了。母亲看着站在床头的窝窝囊囊的孙子金瑞，看着那个已成半大老太太、土得掉渣儿的孙媳妇和那个人高马大却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的重孙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发财与金瑞，父子俩的反差太大了。金瑞虽然在农村蹲了近二十年，大模样并没怎么变，也是平日觉睡得多，太阳晒得少，仍是细皮嫩肉，体现着金家子弟的遗传。发财就不一样了，发财是地道的陕北种，站在那里跟铁塔一般，黑脸，直鼻，高额骨，阔嘴唇，是典型的汉人与匈奴杂交的后裔，与细致的金家人，即便是落魄的金家人站在一起，也显得难以融洽的生硬。应该说这是在金家，在母亲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重孙，偏偏是个串秧儿变种的重孙，这是让老派儿的母亲难以接受的事实，更何况他旁边还有一个曾做过寡妇的她的儿媳，寡妇的男人还是被雷击死的。床前这组图画给母亲带来怎样的沉痛，我完全想像得出来，但时代毕竟已变迁，母亲纵然沉痛却也说不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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