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让我写一写明代的朱燮元。我说他有什么好写，不过是在苏州民变中，有人请发兵镇压，他说了一句“兵，所以御外寇者也”，不肯派兵而已，他别的事迹，后来带兵打仗之类，我又不清楚。朋友说，那你便写写苏州民变。我摇笔写道，孙隆到江南刮地皮，日常吃用之物，无不有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这天，有个卖瓜的老头儿，刚进了城，就被收走几只瓜，充做税费，卖掉瓜，买了四升米，又被收走一升。老头儿便哭，税官便打他——写到这里，掷笔道，你这个人，心眼很坏，怎么叫我写这个。朋友又说，那便写第二次苏州民变，如周顺昌，难道不值得写吗？

我说，周顺昌事，牵涉过广，仓促不易立论。他最感人的事，是在狱中受刑前后，但若写这一节，又勾起桩老心事，写不成篇。我偶尔读点旧史，常觉有什么事情阙如，细想来，无数英雄好汉，不舍得留下名字，致令历史与人情隔阂。便说这周顺昌，还有同他一起的杨涟、魏大中诸人，在狱中受种种酷刑，你我之辈，连描写的勇气都没有，那下手之人，豪勇大逾常人，但名字不传，心事不传，多么可惜。

将自己委身于人，一大好处，是道德上不用自决，十分省心。比如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我若劈面抢来，未免不好意思，若有上司一声令下，夺了就走，心安理得。但我想不通的是，自古以来，无数事件中，留下姓名的，都是许显纯那样的发令之人，这些出手之辈，壮举有时比发令人的还要可歌可泣，且亦问心无愧，为什么不肯努力留下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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