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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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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初读明史,最喜天启、崇祯二朝史事。为什么?热闹呀,阉党和东林,坏人和好人,打得鲜血淋漓,看得热血沸腾,涕泗横流(我那时喜欢躺着看书)。及稍长,转而最厌恶这段史事。为什么?其争很激烈,其所争很琐屑,所谓一文钱打破头者是也。

魏忠贤是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人认为他的坏,一部分是手术后遗症,应予同情。我的同情心没那么富余,留给亲友用,犹患屡空,怎么也不会分给魏忠贤这种人。但看明末士人之骂魏忠贤,并不觉得痛快,反觉滑稽。因为两个小偷吵架,难有庄严。比如魏忠贤的第一大恶,是专权,但他所专擅之权,哪里来的?不是魏忠贤自己搜罗而来,他没有那本事,他只是从皇权和阁部之权篡取而来;既云篡取,意味着那权力早已在那里了,而此权力的定义,其合法化,其日常护理,都是士人的功劳。

公权,无论是借来的,还是抢来、偷来、骗来的,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秦汉之后,当皇帝比先前容易多了,要做的只是集合一大堆军队,打得人人没话。至于制度,有现成的摆在那里,公权早已会聚,人民早已驯服,所缺只一提领者而已。此权不专于魏忠贤,便专于他人之手,对庶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儒生许诺给人民的是小康社会,即孟子描述过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此小康社会,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只在后一项,因为政府的功能之一,是“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以备无常。至于乐岁终身饱,农民自己不会,要你教吗?

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型于汉武时代,到了明代后期,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已经极为成熟。明末生活号称奢侈,其实下层贫民,比起一两千年前的祖先,一点儿家产也没有多。农夫工女,日夜操作,仅以糊口,一遇事情,唯有举债,年景稍差,难免釜甑生尘。这场景又是孟子已说过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是最富同情心的长者,他追问过一个令他极伤心的问题:“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东林,以及两千年里无数忠臣烈士,口口声声,要为苍生请命,好像天下苍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饿不死,最高的心愿就是少缴两斗租米,最远的出路就是寿终正寝,最美的理想就是子子孙孙皆如我。我们现在知道,人民逃此困境,一赖善工,二赖善政。善工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善,如能有此,哪怕政治依旧恶浊,虎狼牙缝里剩下的,也够过活,也可以号称小康了,尽管和先贤的小康之义完全不同。可惜这种进步所需的整套思想和知识体系,早因思想钳制,被防患于未然了。那么善政呢?褫夺自由的政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在历史中见识过了。

东林也有得势之时。一旦得势,援朋引类,满朝忠义,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然而所主张者,不过是尊经重道,要将老调子念完。与人斗时精神百倍,做起事来丝毫不见特殊之处,遇到边事这样的麻烦,更是只有束手长叹。所以徐光启曾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徐光启还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大家在一条船上,党争者,就是左舷和右舷的人不和,拼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现在仔细想来,他的喻义也不正确。应该是,两边的人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不想翻船。如果可以拟人地说,那样的一种制度,把恶人作为自己的保护壳,一旦失败,便把责任推到恶人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

在另一方面,美德也是装饰物。东林一些人士的勇敢、气节,毫无疑问,令人赞叹,难怪从江之南到河之北,到处都有老百姓为之欢喜,为之哭泣,为之拥堵街巷,围攻圣使;还有拼了性命要劫狱的。一方面,高尚的品格,确实感动人;另一方面,人们也该想想,朝里那些事,和大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有点关系的是,好人毕竟会做好事,稍去残杀,略纾民困。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这些行为,徒令恶贯不致满盈,是谓以一世笑,易万世哭。

至于魏忠贤,便没有他,东林也会找出另一个来,以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以自解其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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