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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