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我们最熟悉的是《左传》，另两部，《公羊传》和《榖梁传》，名气小一些。但要论在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公羊传》实高于《左传》。《左传》是历史书，《公羊传》则是儒生为汉代定制的政治学。

秦末造反的诸强，以兴灭继绝为号召，等抢到天下，自己一屁股坐住，再不提从前的话头。在刘氏，本无什么不好意思，在与皇权合作的儒生，略有几分理论上的尴尬。按公羊学说，孔子对周并无信心或兴趣，他老人家作《春秋》，本意便是为后王立法。这叫“以春秋当新王”，是公羊学的一大要旨，纬书里有更生动的描述云：“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如此说来，汉朝代秦自立，应了孔子的预言，理直气壮。

儒生与皇帝之间，如同狐狸与狮子的合作。儒家得意的一件事，是驯化了狮子——或多或少，狮子得意的，是能让狐狸来为它管理草原，至于其间各自的得失，也是笔糊涂账。若凭孔子的学说，这种合作根本无法形成，——起孔子于地下，遇见秦汉式的皇帝，互相都不会买账。公羊学说的第一位大师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这种新儒学，同孔子的古典儒学，其实只有皮毛上的相似，倒是同名法及五行学派，更亲近些。皇权和儒家的正式缔约，粗略地说，签字人便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公羊学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算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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