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本来是尧舜时代，不过上古的事，暧昧难征，好比有雷锋而无日记，要大家如何学起？吴兢编《贞观政要》，便强调择善而从，“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不只吴兢，后代许多人，都以为唐太宗时的朝政，可为楷模。不止一个皇帝说过，自己不敢想比肩文武，能仿佛唐太宗，就心满意足了。

贞观政治，自然不像正史里讲的那么美好，但依照古代的政治设计，贞观年间，确实是光辉时刻。那种政治所要求的君明臣贤，尽备于一朝，而且唐人承北朝风气，胸怀宽广而乐观，不必非以自相倾轧为乐。李世民本为好名之士，又有个不光彩的玄武之变，更加战战兢兢，慎言慎行。他自己完备了起居注记制度，借外力制衡人君。他的感想是，在朝中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到传出去后别人怎么看，后人怎么想。在这里，不要追索他的动机，是发乎本心还是受制于风俗制度，这一点并不重要而且难于征实，关键在于他确实在说明理的话，在做明理的事。

起居注，就是史官（太宗时叫“起居郎”）跟在皇帝身边，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记来记去，太宗好奇心起，想讨要起居注，看看里边到底记了自己一些什么事情。他的话说得漂亮，叫“用知得失”，意思是想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便改正。其实他最关心的，是对玄武门事件的记录。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反驳，说您老人家看看是可以的，但恐此例一开，后世君主不像您这么英明，——“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史官）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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