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继位是在1604年，但在此之后的整整十年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影子。

从少得可怜的史料中，我们只能看到，他任命内喀尔喀五部中的乌齐叶特部首领锡尔呼纳克杜棱为自己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以此换来了内喀尔喀联盟对汗廷的靠拢；他在阿巴嘎哈喇山南麓（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修建自己的都城“察罕浩特”。

其余的，便是几个极为不屑的评价。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月戊申，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关于《边事大略》的上奏中谈到辽东方面时写到：“自酉戌两殒大师，辽尚可言哉。所幸天厌夷种，土蛮物故，稍稍息肩。独凌丹憨新立，众虏煽惑，都会，歹青等阳顺阴逆，安能不相率响应，此辽东之情形也。”

而对于新立的“凌丹憨”，宋一韩给了五个字的评价：“穷饿之虏也”。

第二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七月壬辰，兵部尚书萧大亨的上奏中，则下了“幼憨嗣立，懦弱未威”的考语。

一个13岁的孩子，给人的印象，除了“穷饿”、“懦弱”还会有什么呢？各部的贡奉全部停止，甚至连派往明蒙边境进行贸易的商队也被杀人越货。

除了耻辱，可汗的宝座带给林丹巴图尔的，确实不多。年纪还小的他也许会偷偷得掉下眼泪。但随后，他还会以威严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个不相信眼泪的时代，他必须要坚强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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