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写史要力求忠实，而论史则千差万别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

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

俞正夔则更不客气：“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乌巴锡闻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皆亡，可以窃据伊犁游牧也，即弃俄罗斯，率众南来。六月，至卡伦，知伊犁规模已定，不敢逞，乃藉众来归”，“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继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先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

若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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