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历元年八月，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秘不发丧，并伪造刘悟遗表，要求朝廷立其为留后。直到这一年十一月底，遗表才送到长安。多数朝臣认为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不同，此事绝不能答应。左仆射李绛上疏说：“兵贵神速，刘悟已死数月，朝廷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已先失一机。但现在的情况也并非断不可为。刘从谏此人很少带兵，恩威并未建立，而且昭义镇历来贫穷，非常之时更不会有优厚的赏赐，所以昭义军队不可能全部依附刘从谏，就算有一半的士兵追随他，肯定还有一半士兵会效忠朝廷。眼下的问题在于，中央诏命未下，昭义士兵不知道朝廷的意思，想效忠中央，却担心朝廷忽然把职务授予刘从谏；想依附他，又担心朝廷另行委任节度使。而今之计，必须尽快任命昭义附近的将领代理节度使一职，命他日夜兼程赶往潞州，让刘从谏来不及布置，这就叫先声夺人！新节度使一到，军心自然有所维系，刘从谏没有官职，拿什么名义做主张？希望陛下从速决定，发给新节度使五十万匹绸缎，让他赏赐给士兵们，再授给刘从谏一个刺史，谅他也不敢违抗。就算他抗命，依臣看来也无须讨伐，因为据臣得到的消息，刘从谏已下令山东（太行山以东）三个州的士兵不准自藏兵器，足以表明其军心不一，必定有人企图诛杀刘从谏。综合以上各方面的消息来判断，臣以为，眼下朝廷绝对没有把职位授予刘从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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