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话题，就是“仁义”这两个字。

现在好多品史专家都喜欢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评价古人，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大多数大师还喜欢根据现有的史料发挥，用现代人的观念来推测古人一切行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什么？利字当先，也就是俗话说的“无利谁起早五更”？古人能有这种商业头脑吗？古人有些行为用我们新人类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解释不过去的。

那时候的人们对善与恶的分辨就是靠一把“仁”字牌显微镜，对生命的价值的估量就是靠一架“义”字牌天平，当然也有人不遵守这个，却难免要遭到时人的唾弃与后人的鞭挞。

例如：臧洪因袁绍拒绝出兵援救张超，从此断绝了与袁绍的来往，袁绍用大军围了臧洪的阳武城，攻打年余，城中粮尽，臧洪便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妾供将士们垫饥——这也算爱心？——却无法供几千部队吃上一顿，无奈跪求将士们出城自行逃命，但所有将士及城内官吏、士民男女七八千人皆无一人愿活，最后全部相枕而卧，生生饿死。

城破之后，袁绍在审斩臧洪时竟有洪邑人陈容主动求死，原话是：“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结果二人同时被杀。如果是现代，理所当然要被冠以天字一号的傻瓜，最起码也会被责为“迂腐”。问题是有七千人全部傻瓜、同时“迂腐”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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