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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元和十五年春 第九章 象野枭那样沉默——元和宫变的第六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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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唐国史补》的时候,我看见它是这样描写元和中兴时的大臣:这个时代“有杜邠公(杜黄裳)之器量,郑少保(郑余庆)之清俭,郑武阳(郑絪)之精粹,李安邑(李吉甫)之智计,裴中书(裴垍)之秉持,李仆射(李绛)之强贞,韦河南(韦贯之)之坚正,裴晋公(裴度)之宏达……”寥寥几笔,刻画出了一幅生气勃勃的士大夫群像。

那么,在元和宫变,在郭氏母子与李纯(唐宪宗)的恩怨纠葛中,道貌岸然的大臣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元和四年,翰林学士李绛一道请立皇储的奏章,牵出了元和宫变的线索。李纯选择了长子李宁,选择了一个大臣们很难抗辩的理由:立嫡以长。可李宁两年后薨殁,皇储人选再次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这一回,大臣们抬出了“子以母贵”的法则。种种迹象表明,李宥入东宫,不过是他父亲迫于朝臣压力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第一个迹象,李纯诏命翰林学士崔群代澧王草拟一道让表。这暗示了年长的李宽具有某种优先权。大臣对文字天生敏感,更何况这绝非单纯的文字问题。当年,太平长公主就试图利用唐睿宗(李旦)长子李成器的优先权,来动摇唐玄宗(李隆基)的地位。前事不远,崔群直截了当地说:嫡子李宥入东宫天经地义,不存在李宽让不让的问题。他的话很能代表大臣的观点,不过理由略嫌牵强:严格说来李宥可不算嫡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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