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书呆子气十足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国际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九年，新莽朝与匈奴等多个少数民族爆发冲突，起因是新莽朝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领袖降级为“侯”。

公元十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不但在口头上占人家便宜，还发兵三十多万人征讨匈奴。在东北，新莽朝则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莽朝在东西南北四面开打，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王莽屯重兵于四境，征战不休，使原本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

这一局面，与秦末危局如出一辙。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一段评价道：“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公元十四年，“沿边大饥，人相食”，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内地蔓延，而王莽还在醉心建设他源于《周礼》的大同世界，为祖宗建造穷极壮丽的九庙。

他也不是全然不救济灾民，但用的居然是“煮草木为酪”这样的荒唐方子，也亏这个呆子想得出来。饥民当然不能拿草木充饥。翻开当时的历史，人吃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各地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这样的王朝，也就快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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