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李自成十三岁这一年，大明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建州女真决战于萨尔浒。明军大败，关外猛将锐卒损失殆尽，数年间，辽东之局已不可收拾。从此，“辽事”成为大明王朝的痼疾。

所以若干年后，顾炎武唱到：“我国金瓯本无缺，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正是说的建州女真的崛起对大明王朝灭亡的推动作用。

由于与建州女真连年征战失利，大明王朝的财政几乎陷入崩溃，只好杀鸡取卵，采取“加派”的办法筹措粮饷。腐朽的官僚体系，又借机中饱私囊，搜刮无度，进一步导致民穷财尽。而陕北，本身地理条件差，工商业经济也不发达，土地又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相当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崇祯初年，陕北又遇到大旱，老百姓无以为生，而官吏为完成财政征收任务，就这还要“严为催科”。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惨况。陕西籍官员马懋才给皇帝上书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件，详细地说明了陕北“流贼”蜂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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