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际，袁世凯八年前向全国推广设立“议事局”之举，收到成效，各地起义军建立的军政府，多依靠当地议事局，自觉听从乡绅意见。绅军联盟，绅在军之上，是治安保障。

破坏势力是会党，以哥老会、三合会为典型，因帮助过革命党，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自诩革命功臣，大肆祸乱乡里。

天津城内无会党，青帮盘踞在城外河道，垄断运输官粮的人力资源，因靠官方吃饭，有一定自律性，还未出现入城发展的征兆。混混勒索菜农渔民也是在城外河道，自武士会成立，在城内滋事日少。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骚乱多是从混混哄抢满人商铺开始。李尊吾与胡邻炭见面谈判，胡邻炭表态：“吃惯了天津满人做的麻花、烧饼，不舍得祸害他们。”

天津街面平安无事。

武士会仅十来人，联盟了天津本有的“杠子房”。杠子房是以石锁、皮条、杠子健身的青年自发团体，几条街有一房，一房八九人。武士会靠杠子房获取信息、应对街头突发事件。

杨放心随着袁世凯复出，去了京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来电报邀李尊吾进京，按天津武士会模式，联合京城武人稳定街面。

李尊吾不动武士会班底，只带阿克占老玉和陶其昌走。胡邻炭得了消息，派人捎来一份送行礼，一盒冰糖麻花、一包芝麻烧饼，表明会遵守前约。

临行日，李尊吾和武人们吃了顿大锅饭，表明兄弟同心。米饭炒肉丁鸡蛋，油腻、糊烂，吃完了迎风一站，觉得精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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