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主任是经过抗战、解放、“反右”扩大化，“文革”乃至改革开放的人，被锻炼得意志如钢，永不言败，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斗争到底。他了解到火葬场导演对我的排挤，与导演大吵一架，但导演有邹主任撑腰，一时也奈何不得。

邹主任知道我是火葬场一股东介绍来的，为不把关系搞僵，让导演作些许让步。导演说公安局有非正常死亡调查组，自杀和落水死亡等意外事故都由这个小组负责，他们有拍摄录像的人员，遇到人手调动不开时，会雇他去拍，一次五十元。他可以把这个活儿让给我。

包主任取得了胜利，十分高兴，带我去和调查组的人见了面。此后，我便每日到火葬场上班，享受一月五百元的基本工资和二百六十元的补助。我的办公室是斜对后花园的平房的最后一间，每当桌上电话响起，便是我的外快来了。

包主任觉得有功于我，多次暗示我教他拳术。我说：“主任，你一生坎坷，经过无数次历史考验，难道这次就沉不住气了？”他立刻表示接受考验。

他和和气气，上班时常找我闲聊天。有时我俩会一块去广场，欣赏送葬仪式，看着殡仪女郎们颠出的各色底裤，总会发出“火葬场是天堂”的感慨。

因为人们在我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也会死亡，我拍摄了五次后，为联系方便，在旧电器市场买了一个三百元手机。手机铃声为花儿乐队的歌，每当听到“喜刷刷喜刷刷”的唱词，我便知道，又有了冻死的流浪汉或是自杀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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