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碍事了，”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十年以来，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时，他这样地答复了我。于是我终于得到许可，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紧要的经历公诸于世。

福尔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在蒸气弥漫的更衣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中，我总觉得他比在别的地方更近人情、更爱聊天一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有一个十分清静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只躺椅，而我的记事就从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开始，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三日。我问他可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案子没有。作为回答，他突然从裹着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臂，从挂在身旁的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

“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妄自尊大的蠢货，但也许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

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上面写道：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务祈拨冗指教。如蒙俯允，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

“华生，不用说我已经同他约好了，”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无人不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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