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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