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传、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