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崇信黄老，他评论当时流行的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的学说，认为它们各有长短，只有道家最好。为此，他写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说，阴阳家教人按时令办事，比如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这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个要求说得过了头，并且推广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该干什么，不宜干什么，都有说法，假若违背了，就会不吉利。让人们备受拘束，心里有许多害怕。我们今天说的“黄道吉日”之类，就是这一派的创造。

儒家让人学的东西太多，几辈子也学不完。太多，就让人不得要领。但他们区别上下尊卑，建立与此相应的礼义制度，是对的。

墨家太俭朴，生活艰苦，让人受不了。但他们要求努力生产，节约用度，是一条致富之路。

法家不分亲疏贵贱，一切以法律为准，不顾恩义、不讲情面，一时一事可以这样作，但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他们尊崇君主，主张各安职分，不得逾越，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名家死抠字眼，把道理搅来搅去，让人难以反驳，而结论又常常荒谬，比如说什么“白马不是马”。但他们根据名称或名义，去考察实际是否与名相符，这是不可不认真的。

道家让人精神专一，办事不露声色，却周知一切，领导一切。他们讲求时令，但不忌讳什么吉凶；他们采纳儒墨二家的长处，掌握名法二家的要领。跟着时代前进，顺应事物变化，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不恰当的。他们的要领简单，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成功多。他们讲“无为无不为”，这话难以理解，但做起来非常容易。他们“以虚无为本”，就是说不先定一个框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不抢先，也不落后，所以能领导一切。说他们有标准，又没有标准；说他们有规矩，又没有规矩。标准和规矩都要看时机和具体对象。他们不听那些空话，而是根据实际，让好坏自然分明。所以只要他们想办什么，没有办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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