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贩运贸易的兴起，商业利润的丰厚，商税的征收越来越引起统治者浓厚的兴趣。商税在西周时开始。据《周礼》所记，当时在市上由廛人征收的税有“廛布”(仓库货场的借用之税，当时的税是征收铜制的“布”币)、“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税)、“总布”(度量衡器之税和无肆立持者之税)、“质布”(契券之税)、“罚布”五种名目，但“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商品的过境税——关税还未开征。进入春秋，关市之征两者并举。齐国管仲因辅佐桓公功大，桓公赐他“三归”——市场租税常例归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于列国之君”，可见齐国市税收入之多。春秋后期，晋平公门下的食客就靠市税收入来供养，“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此时市税除屋舍仓场之税外，按交易额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内容，2%为其常率。关税，最早的记载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个关赏功臣耏〔er而，胡子；姓〕班，“使食其征”，时称“耏门”(门即关)。可见关税收入已经很多且很经常。关税税率一般也在2%。关税在春秋前期还不算重，“轻关易道”曾是继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招徕商旅的口号。春秋后期，封建领主各保一方，关就成了他们“外财之门户”，不但边境，内地的渡口、关隘也多设关卡，层层收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鲁大夫臧文仲在鲁公室的直属领地上设立“六关”，孔子批评他“不仁”。齐景公时齐都临淄附近也设上关，所谓“逼介之关，暴征其私”，即指这件事而言。(《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关即逼近国都之关。)鲁哀公时也有“弛关市之征”的呼声，正说明其征商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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