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贩运贸易的兴起,商业利润的丰厚,商税的征收越来越引起统治者浓厚的兴趣。商税在西周时开始。据《周礼》所记,当时在市上由廛人征收的税有“廛布”(仓库货场的借用之税,当时的税是征收铜制的“布”币)、“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税)、“总布”(度量衡器之税和无肆立持者之税)、“质布”(契券之税)、“罚布”五种名目,但“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商品的过境税——关税还未开征。进入春秋,关市之征两者并举。齐国管仲因辅佐桓公功大,桓公赐他“三归”——市场租税常例归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于列国之君”,可见齐国市税收入之多。春秋后期,晋平公门下的食客就靠市税收入来供养,“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此时市税除屋舍仓场之税外,按交易额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内容,2%为其常率。关税,最早的记载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个关赏功臣耏〔er而,胡子;姓〕班,“使食其征”,时称“耏门”(门即关)。可见关税收入已经很多且很经常。关税税率一般也在2%。关税在春秋前期还不算重,“轻关易道”曾是继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招徕商旅的口号。春秋后期,封建领主各保一方,关就成了他们“外财之门户”,不但边境,内地的渡口、关隘也多设关卡,层层收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鲁大夫臧文仲在鲁公室的直属领地上设立“六关”,孔子批评他“不仁”。齐景公时齐都临淄附近也设上关,所谓“逼介之关,暴征其私”,即指这件事而言。(《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关即逼近国都之关。)鲁哀公时也有“弛关市之征”的呼声,正说明其征商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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