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繁荣首先是城市的繁荣，自汉至唐这一直是商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

西汉时全国有六大商业城市：首都长安是国内商业和同西域通商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大都会和商业、纺织业中心，人口多于长安(10万户)；河南地区的洛阳素有经商传统；河东、河内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富冠海内”的邯郸；南阳(宛)冶铁业发达，“业多贾”；成都则是巴蜀一带盐、铁、布等物产运出的咽喉之地。六大城市以下还有十几个中等城市。东汉时京师移至洛阳。魏晋南北朝期间，长安、洛阳迭有废兴，至隋唐时长安、洛阳才又重现繁荣，成为全国的首都和陪都。唐时京兆郡共有36万多户，人口二倍于汉时的西京长安，是最大的商业和对西域贸易的中心，“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东都洛阳，漕船所聚，为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唐前期北方有所谓“六雄”、“十望”之称，运河边上的汴州(开封)，“舟车辐凑、人庶浩繁”，即是“六雄”之一。在北方商业占领先地位的情况下，南方商业城市也有相当的发展，如扬州、楚州、苏州、鄂州(武昌)、升州(南京)、杭州、越州(绍兴)、广州等地商业更盛于昔时。唐后期，随着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10万户左右的州郡在南方多了起来。如苏杭二州元和时户数即各达10万，分别比开元时增加1/4和近50%。最突出的是扬州，已上升为全国第一个大商业城市，“商贾如织”，“富庶甲天下”；由于漕运所经，江淮荆湖岭南物产于此集散。扬州本身就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盐铁转运使治所设置在这里，海盐贸易以此为中心，所以其商业发展特快，“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宋时沈括语，见《舆地纪胜》所引)，“扬一益二”之誉实非虚语(益是成都)。南方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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