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政治中心东移、经济重心南倾，这在城市的分布上可以看出。唐时的汴州宋时上升为汴京，陆路驿道指向四方、水上交通达于全国，“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万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东京梦华录》一书就生动地记述了汴京的繁荣。汴京及开封府属各县共有23万余户，五代汴京旧城周围扩大了一倍，筑起40里方圆的新城，后更在城外建立了八个厢。神宗熙宁时汴京的都商税院年收商税达40.2万余贯，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原关中地区地位下降。西北合永兴军、秦凤路两地各州的年商税不过70万贯，长安(京兆府)商税每年也仅八万余贯。北方其他各州商税超过八万贯的只有密(山东高密)、齐(历城)、郓(东平)、沧州等处而已。而在南方，10万户以上的州郡达40多个(唐时十几个)。杭州号称“东南第一州”，楚州地居淮河、运河交叉点，海船可直达。两处商税都在10万贯以上；超过九万贯的有扬、潭州；七万贯以上的有苏、湖、婺州；福州、广州在六万贯以上(行用铁钱的地区不计在内)。不包括四川(用铁钱)，南方商税已占全国之半。

南宋时以临安(杭州)为都城，城内和南北二厢有30万户，河道码头商船云集；北关水门里水边盖起塌房数十所，有屋数千间，租给商人存货。临安以外，号称繁华大邑的在南宋初就有三四十个。其中不少城市“恃商工为活”，如平江(苏州，当时称“金扑满”)、镇江、吴兴，长江中游的襄阳和上游的成都等，都是很有基础的丝织业中心，手工业和商业在城市经济中已占相当比重。这是宋代尤其南宋城市所具有的一个显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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