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陆两途交通的空前发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气度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广蓄的开明态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国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与交流。同时，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对于中国文化也十分倾倒，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据说伊斯兰教创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时也曾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这样，不少中国商人、使者，和来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远地方的西方商人、使者乘着巨大的海船、或骑着“沙漠之舟”——骆驼，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络绎往还，相望于道。

人员的交往，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8世纪中叶以后，海路的重要性逐渐超过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汇聚在广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洛阳、长安的交通要冲，如洪州等地，也可见到不少阿拉伯与波斯的侨民。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侨居、甚至定居中国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万计。公元760年，在扬州发生的一次变乱中，遇难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数千人；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难者12万人，一说达20万人。这些数字虽或有夸张，却仍反映出来华外商之众。从西方来华的外国人当中，自然以商贾为主，如8世纪中叶前后来华从事沉香木贸易的阿卜·乌拜达，八九世纪之交来华作中间商的纳札尔·本·麦伊蒙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外商。公元915年，定居在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卜·扎伊德编写了一份见闻录，其中特别记载了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巴士里的人士的经历。这位伊本·瓦哈卜·巴士里于公元870年从故乡巴士拉启程，乘海舶来到广州，然后前往长安，向唐僖宗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并带回有关长安和中国的见闻。与商人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些学者和宗教人士。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瓦西格曾派遣译员萨拉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拉子米东来；阿拉伯征服萨珊王朝的统帅赛义德·本·艾比·斡葛斯(中文记载称旺各斯或宛各斯)也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国，死后葬在广州；又如，先知的门徒中有四大贤人，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今泉州东南郊外灵山“圣墓”，所葬就是三贤四贤。这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访问中国，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无疑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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