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轻徭薄赋、平均负担思想，还是无夺农时、开源节流思想的提出者，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批评和谴责了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赋役，但对国家赋役本身则持肯定态度，对国家赋役剥削的合理性，他们一般都没有提出怀疑。有人甚至还为这种剥削进行辩护。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轲就认为，君子(士大夫)和野人(百姓)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前者是劳心者，后者是劳力者；劳力者须劳心者治理，而劳心者须劳力者养活。百姓以自己的劳动和产品供养国家统治者，是天经地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他指出，由于国家有百官有司，有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有诸侯币帛饔飧之需，所以赋税不能无限减少，更不能取消。唐代的韩愈更把出赋税粟米以供给君上看成是百姓的根本使命，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昌黎先生全集·原道》)在韩愈看来，提供赋税粟米养活国家统治者，简直是平民百姓存在的唯一意义，所以百姓如果不向国家纳税，就罪不容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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