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由印度介绍到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更多，且对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天竺国说：“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记泥婆罗国云：“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通典》卷一九三、《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所记大致相同。说明当时国人已知印度、尼泊尔等国天文历算的发达。

《旧唐书》卷一九八又记，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罽〔ji记〕宾国遣使献天文经一夹。《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此事在开元八年，又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东天竺大德达摩战来献《占星记》梵本。这是印度有关天文学书籍传入中国的又一记载。

当时，中国的取经僧和印度来华僧所携带的梵本中，就有不少有关天文历算的书籍，这从他们所译出的经中可知。如玄奘所译《俱舍论》、义净所译《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不空所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宿曜〔yao药〕经》、金钢智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法成译《诸星母陀罗尼经》，等等。其中，《宿曜经》最有天文学价值。此经分上下两卷，共八品。详细介绍了古印度关于二十七宿、七曜、十二宫、星占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中印古代天文历算的重要材料。

另外，玄奘、义净等人对印度天文历算也有记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中记有古印度的长度单位和印度岁时等，都很详细。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旋右观时》记有印度那烂陀寺、大菩提寺和俱尸那寺以漏法计时的细节。书中还有日影测量法、季节划分法等记载，都有一定的科学史研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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