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国有许多学者访问过印度，这里仅介绍两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先生曾两度访问印度。第一次是在1936年7月，为时仅四五天，他写下了五首诗：《二十万人同进牢》、《阿黑煞的农人》、《不可亲近的人》、《印度三姊妹》和《印度高利贷者》。诗中，他以无限同情的笔致反映了印度人民，特别是印度贱民和妇女的悲惨处境，揭露了印度社会的黑暗现实。1938年8月，他再次访问印度。8月8日到达马德拉斯，10月抵达加尔各答，并拜访国大党主席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1日又前往国际大学拜访泰戈尔。他同泰戈尔交谈了一个小时，并一起听了孟加拉乐曲。12日，鲍斯为陶行知举行了欢迎会和茶会，学生、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会上发言，陶行知则作了演说。他的演说被刊登在8月13日的《马德拉斯邮报》上。8月14日，陶行知拜会了圣雄甘地。这一天是甘地的“沉默日”，本不接见客人。但得知有一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访问，便破例同意会面，并用笔与陶行知“谈话”。陶行知介绍了自己所在的全国救国会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事业的经历和体会，并邀请甘地访问中国。甘地说：“我有朝一日会访问你们的伟大国家，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感到愉快了。”甘地回答了陶行知提出的一些问题，并约他写一篇关于在中国开展大众教育的文章。陶行知回到香港后，用英文写出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的文章寄给甘地。这篇文章在10至11月间分三次发表在甘地办的《哈里真》杂志上，甘地特地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访问我时，我邀请他撰文介绍正在中国开展的引人注目的大众教育运动。现在，他寄来了下面这篇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们印度人一定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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