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对外战争接连失败，国人目睹中国社会的腐败和西方的强盛，力图变革图强，主张“救国保种”。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思潮与主张：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以建立新式工业的方式挽救中国；维新派力主变法革新，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取消八股取士，设学堂，办报纸，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主张都不奏效后，出现了革命派，他们主张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伴随着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潮的迭起，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西书译介、近代报纸的出现、全国教育的发展三个方面。

(1)西方书籍的翻译与介绍

翻译西方书籍，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西文化，打破封建桎梏，宣传新思想，有重要意义。从16世纪以来，先后有80多位各国传教士翻译过400多种著述，他们的翻译多为宗教图书。随着19世纪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强，我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类图书和哲学、政治、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图书也开始翻译与介绍。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刊。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广州设广方言馆，既培养外语人才，也从事翻译活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从事译书工作。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由京师同文馆出版，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国际公法。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并不多。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间40多年只译出46部著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成绩斐然。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其间译书178种。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译著主要是工艺、武器、船舶和自然科学，也有少量的史地、法律、医学图书，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著作。如10卷本的《几何原本》、侯失勒的《谈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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