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步进行的，其主要表现为：

(1)从保存典籍的藏书楼向图书为大众使用的图书馆转变

清末一批仁人志士，在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之后，提出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主张。早期的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都反映出利用公共图书馆启迪民智、洗涤人心、振兴中华的愿望。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在保存典籍传播文化方面起了它的作用。但古代藏书楼往往要求采集善本、孤本，束之于高阁，藏之于石渠，独占性与封闭性是封建藏书楼的特点。古代官藏虽富，布衣百姓无法窥见，只有少数士大夫使用，而公共图书楼的性质就在于普及国民教育，适应人民需要。浙江绍兴徐树兰(公元1837一1902年)创办的古越藏书楼就是这一转化的典型。在该楼《恳请奏咨主案文》中明确该藏书楼是“以备阖邦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之辅翼”。主张存古、开新。在这思想指导下把藏书按“学部”、“政部”分类，包括经史子集、声光电化各学之书和各种图画、学报、日报等馆藏七万余卷，提供读者阅览。

(2)藏书结构的变化

封建社会藏书楼入藏多以古籍为主，多以善本、孤本称奇，近代图书馆的馆藏则因图书馆的性质、任务不同其收藏也有所不同；或者依出版物内容、类型的不同及读者需要而有所侧重。例如像北京图书馆这样的国家图书馆，由于是国家总书库，中文书刊要求收齐收全；又如1917年成立的天津儿童图书馆，1922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的，但又根据各自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收藏符合自己馆藏特点的图书。综合性大学图书馆，除一般新书外，配合学生吸收新知识的需要，尤其重视中外杂志的收藏，为开拓知识，增广见闻，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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