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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