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作为一种文化事业，紧密联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志也越过了它的第一个辉煌的高峰，和整个中华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岖曲折的路程。

辛亥革命的风暴卷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并没有结束中国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公元1911年以后的中国，依然内外交困，政局动荡不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以前的历届政府一样，即使自身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并没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各地修志的通令。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县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这个“办法”，并制订了《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措施，在全国起了一定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但是，在风雨如晦的中国，有哪个角落可以让人们安下心来修志呢？

地方志事业面临着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财政拮据等等许多问题。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间两次改组，花了15年时间才编成一部通志稿，由于日寇侵略，没来得及印刷，稿子被运到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运回来，已经损失大半，终于未能成书。上海通志馆为编上海志已经积累了1000多万字的资料，因日军进攻上海，通志馆关闭，修志半途而废。贵州通志馆成立于1919年，四年后因滇军军阀唐继尧入侵贵州而停顿。1930年恢复，不到一年，又因军阀内讧而中断。1935年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再次组织修志，其中数经人事变迁，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贵州，再次中断。《贵州通志》虽然侥幸没有夭折，但断断续续直到1948年才成书印出，前后竟然花费了30年。各省通志馆的命运大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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