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不仅注重家庭教育，而且十分重视家教教材的编写。 由于家庭教育要以识字启蒙教育为基础，所以编写蒙学教材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

纵观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的历史，自西周或者更早的时期，统治阶级就开始着手家教教材的编写。至于蒙学教材的编写，先秦时期就很重视，但流传下来的不多。汉魏六朝时期，蒙学教材的编写和应用比较普遍，积累了不少经验。唐宋时期，由于家庭教育相当发达，所以对蒙学教材的建设很有成就。

概括说来，在唐宋以前编写和被保存下来的蒙学教材有李斯的《苍颉》，赵高的《爰历》，胡母敬的《博学》，文字多取自《史籀〔zhou宙〕篇》。汉初的闾里书师将它们合编为平民之家的识字教材，统称为《苍颉篇》。尔后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张揖的《埤苍》，蔡邕的《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飞龙篇》，朱育的《幼学》，樊恭的《广苍》，陆机的《吴章》，周兴嗣的《千字文》，束晰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以及《杂字指》和《俗语难字》等。这些蒙学教材大多是为了满足皇家和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属于所谓的“小学”(即识字)教材。有的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被淘汰，有的可能属于皇家所私有或为仕宦之家所家传，所以后世流传于世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两篇。其中《千字文》的留传，除了它的编排出色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是南北朝梁人周兴嗣在编排时，拓取的是王羲之遗书不同的1000个字，书法与识字相结合，适应了小学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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