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来，生态学知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人类及动植物生存发展的影响和生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既说明了地理环境对动植物的影响，也反映了动植物对其生活环境的适应。这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

《尚书·禹贡》在很大地理范围(九州)内，叙述了不同的植物分布；《周礼·地官·司徒》也论述了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不同地形，分布有不同的动物和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类。在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里，更记录了古代人对各地不同环境有不同生物的大规模考察结果。其中《东山经》、《南山经》和《中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热带、亚热带的特征：植物多桂、多橘柚、多桃李、多竹、多桑柘；动物多犀象、多大蛇、多蝮虫。《西山经》记载的生物，显示温带和干旱地区的特点：植物多松柏、多荆杞、多谷柞；动物多(牜乍)〔zuo昨〕牛、多羬〔qian前〕羊、多熊罴、多豪彘。《北山经》记载的生物有草原和干旱地区的特点：植物多机木、多秦椒、多山菜；动物多马、驼、旄牛等。这些分析和我国现在生物水平地带性分布和地理区划基本上是相符的。

此外，战国时代的《荀子》，西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桓宽的《盐铁论》，也都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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