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周朝时，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生物品种间存在着差异，《周礼》已经提到具有各种变异的马，如种马、戎马、道马、田马和驽马等。《尔雅》甚至记下了36个马的品种和它们的差异。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地谈到了生物的变异。他在《论衡·讲瑞篇》驳斥世人对于凤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谓“瑞物”的迷信时指出，凤凰、麒麟和嘉禾，都不是什么特别的或神秘的生物种类，而是普通兽类或鸟类和谷类作物(禾)的变异而已。他说：“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生物的变异。他说：“越常献白雉，白雉，雉生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这意思是说，白雉，犹如常雉，并非特别的种类，只是毛色变白而已。对被称为“瑞物”的嘉禾，王充认为仍是在普通禾谷穗上所产生的变异。他说：“嘉禾生于禾中，与禾异穗。”这明确指出所谓“嘉禾”乃是从普通的禾中衍生出来的，它与普通禾谷相比，只是在穗方面有差异。在我国历代古籍中，关于谷类作物分枝变异的有关发现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根据《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西汉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在济阳(今山东省峄县)发现有嘉禾，一茎九穗。又如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五月，在建康县朔阴里(江苏江宁县南)，发现有嘉禾一茎12穗。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可见古人对稻麦等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是有深刻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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