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传教时，要求领洗的中国教徒必须采用西方的姓名，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因而中国人民将入教视为归顺外国殖民者，加以抵制，致使西方传教士长期无法在内地立足。利玛窦入华后，极力调和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习俗的矛盾，以减少传教的阻力。他引征儒家经典中天和上帝的概念，作为基督教至上神天主存在的依据，并对祀天、祭孔、拜祖等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持宽容态度，从而获得成效。这些顺从中国习俗的方法本属有利传教的权宜之计，但仍有部分在华传教士反对。如利玛窦的继任人龙华民，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天主教中国化的方针，他继任会长后便禁止教徒祭孔拜祖和称天主为“天”或“上帝”。1627年12月至1628年1月，在华耶稣会教士由阳玛诺主持在嘉定召开会议，在关于天主译名的问题上虽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于祭孔和拜祖等中国传统习俗，则认为不宜于干涉。汤若望没有参加会议，但赞同大多数人的这一意见，使天主教尽量适合中国人的生活。在华耶稣会教士中，支持利玛窦的有闵明我、卫匡国、高一志、徐日昇、张诚等，赞成龙华民的有庞迪我、利类思、傅泛际等。当时，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宗教势力尚未深入中国，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属于开创阶段，传教方法让教士自由决定，无意多加干涉，所以在华耶稣会教士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还未发生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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